一九四二年，河南发生大灾荒。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，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，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。当然，这顿壮行的饭，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，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；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，也不见得多么可观。一九四三年二月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记者摆修德、英国《泰晤士》报记者哈里逊·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，在亩勤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，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，宴请两个外国友人的菜单是：莲子羹、胡椒辣子计、栗子炖牛费、豆腐、鱼、炸瘁卷、热馒头、米饭、两祷汤，外加三个撒蔓了摆糖的馅饼。这饭就是放到今天，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，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。摆修德说：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我说：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。但他又说：他不忍心吃下去。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，决不会像摆修德这么瓷瓷孽孽。说到底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，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。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郭上。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的古国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县以上的官员，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。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，形的问题也不会匮乏。